(32)参见吴松：《教育与常识》，《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第3页。

[36]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1）西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15]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行终514号行政判决书。

已有法院运用公正原则进行审查，主张高校学位授予细则明确了对受处分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降低处分等级，完全给予了受到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者获得学士学位的机会，[60]这值得肯定，但仅为个案。（二）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立法监督完善 将学术自治置于法律授权之下，导致学术自治的行政程序化，严重地限缩了学术自治的内涵。[11]将高校行政纠纷纳入行政救济，始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下简称田永案）的裁判，后者主张高校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42]非学术标准的设定蕴含培养什么人才的评价，仍属学术自治的范畴，受到相关法定原则的约束，有学者将之归入管理自治并主张适用法律保留，这种观点存在逻辑矛盾。[43]参见李仁淼：《日本之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载《教育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31页。

[26]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10行终62号行政判决书。[34]参见《复旦大学章程》第20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章程》第51条。(30)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29页。

(28)[德]图依布纳：《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与反思要素》，矫波译，强世功校，载《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2辑，第618页。②诸社会系统的单一取向，同时意味着功能分化的祝福与诅咒。另一方面，许多社会治理领域都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业余者同样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共治要求全面调动各社会系统的自治潜力，这是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34)参见陆宇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与规制》，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三)反思型法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相契合 反思型法与经由系统论阐释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相契合。

(24)[德]Georg Kneer 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209页。通过隔离政治与法律，自治型法为政治权力奠定了正当性基础，但又孕育了批判权威的权利意识和解决新问题的期望，因此内在趋向于目的占据支配地位、容纳多元政治参与的回应型法。但这种做法还不足以完整呈现反思型法的理念，无论是法律规范起作用的方式，还是其与社会规范的关系，在哈特式体系中都只能得到十分简化的处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施加披露义务和职业标准。

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极端异化，未来的智能社会存在分化为极少数超人阶层与绝大多数无用阶层的风险，他们对由此带来的社会正义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这种从起点到结果的全方位的不平等是罗尔斯(Rawls)、桑德尔(Sandel)和森(Sen)合起来也无法对付的。对于卢曼来说，唯有激活系统在自我省察、自我节制、自我纠错、自我更新意义上的内部反思性，现代法才可能在必然无法得到所有外部参与者共同同意的前提下，不仅有效应对高度复杂社会五花八门的各种新型社会纠纷，而且始终具备至上性、一般性、稳定性、公开性、明确性、体系性、自治性等核心特征，维系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由于社会系统理论等源自西方的前沿理论运用不足，尚未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现状的基础上，与中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相结合。(14)对福利国家法律发展的批判，参见[德]尼可拉斯·卢曼：《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韩旭译，李猛校，载《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2辑。

(16)尤其在高度复杂社会中，法律系统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执行稳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必须发展普遍的规范。此类争议通常诉诸合意调解，但以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合意为前提，且调解程序由当事人约定，调解机构人选除了中立的主席之外，由双方当事人任命。

④当代社会的治理问题呈现更加明显的系统性。哈贝马斯充分认识到，法律模式的变革既非独立于社会变迁的现象，亦非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后果。

对于当前而言更重要的是，多元主义社会宪治还有助于化解功能分化造成的社会整合困境，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危机，尤其是抵御智能社会形成无用阶层的未来风险。(29)但从系统论法学的眼光看，他的论述实际上体现了反思型法的基本原理，暗示了高度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应当走向双层治理：各社会领域在一阶层次上主要依靠多元社会规范实施自治，法律规范则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社会规范施加二阶控制，防止其违反现代法治原则。基于矛盾化解的微观层次、秩序调整的中观层次以及社会组织原则维系的宏观层次，可以初步构建反思型法体系。(2)在贫富分化有所扩大、社会复杂性程度提升的发展阶段，实质法范式可能因维护了经济和社会平等而呈现规范理性，因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而呈现系统理性，因有意识地选择法律目的和设计相应法律手段而呈现内在理性。一个人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他包括婚姻、职业、信仰在内的各项重大选择，下等阶层的成员很难改变与政治、经济、法律、科学、艺术等无缘的命运。(37)参见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

⑩昂格尔从批判角度出发同样认识到，随着政府公开干预领域的扩大、国家与社会的近似以及公法与私法的混同，法律秩序的相对独立性正在实质、方法论、机构和职业四个方面遭到摧毁，法的反形式主义倾向已从边缘现象变成大势所趋。在韦伯看来，采用法内标准并呈现为一般规则体系的形式理性法，直到近代才在欧洲大陆定型，代表着法律演化的最高成就。

作为摩西传达的上帝诫命，作为西塞罗耳畔的自然之声，前现代的法也绝不是被制定出来的。比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之下，法律系统被迫考虑合法/非法代码之外的其他价值，以及法律规范之外的其他裁判依据，无法平等对待所有人，相应地也就不可能形成全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局面。

正是由于功能分化背景下科学系统旁若无人地自主运作，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再能够被科学系统所涵括，技术精英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盟友才得以借助科学的力量，掌控整个社会。合同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有其非合同的社会基础，如果合同双方未能立足具体社会情境充分互动，或者并非均作为特定经济角色受到市场和组织规范的合理约束，又或者未能顾及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或者社会的公共利益，合同的效力就不应存在。

此后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右翼发展社会整合论，阐述了从机械团结社会的压制型法，向有机团结社会的恢复型法的变革。四、三层次反思型法体系的初步构建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刘作翔教授不仅正确区分了由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与由社会自身产生的或由社会组织制定的社会规范，而且创造性地将社会规范划分为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社会组织自制规范和政治权威机关自制规章五种类型。(32) 再如现代商业领域的产品责任纠纷。(31)德国集体劳动法堪为范例：工会与雇主联合会之间的集体合同规则争议，主要依靠法治框架下的集体合同主体自治，国家权力保持中立。

(13)法律的范式，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82-547页。⑩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3、78-80页。

(16)对功能、成效与自我反思的详细讨论，参见Niklas 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238-242. (17)对法律功能的讨论，可参见陆宇峰：《走向社会司法化——一个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在高度复杂社会中，每个自创生的社会系统都致力于自身理性的最大化，这不仅导致系统内部机能紊乱、陷入加速增长螺旋，而且导致系统之间相互侵犯自治边界。

这是最根本意义上的社会团结问题，如果不同社会系统由于系统固有逻辑存在根本差异而无法和谐共处，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必然分隔成截然对立的利益群体。[德]Detlev Joost：《德国劳动法之体系与基本原理》，王倩译，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与形式法一样，反思型法把个人权利和自由放在重要位置，但将其目的理解为确认系统的核心代码和基本制度。反思型法重视与细分社会部门相适应的自我规制机构，它们是各地各行业各领域自生自发的非官方、半官方组织，但又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被授权制定各种专业化的自治规范。更是由于反思型法这种新模式还处于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现代法之所以出现反形式倾向，要么是因为法律逻辑与经济逻辑、道德逻辑从来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以至于利害关系者不满法律偏离自己的功利期待，意识形态者向法律强加自己的伦理诉求。

所有人被涵括到所有的功能系统成为一项现代原则，每个人都必须保有进到所有功能系统的入口。分工和专业化固然构成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但对此的理解，不应局限于让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才承担社会治理职责。

⑧他们不仅同样清楚地看到，并不存在自然法学所谓永恒不变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多元主义社会宪法构成反思型法的宏观层面。

因此防止无用阶层出现的关键，就在于依靠作为反思型法的科学宪法，提升科学系统的反思性，抑制其社会排除效应，以及通过基本权利保护，迫使科学系统对遭遇排除者进行再涵括。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由此建立，法律通过支持经济系统的自主运转，在不直接介入经济沟通的前提下推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